如今，大城市的奢侈品商场与高档消费场所时常挤满了排队的消费者，高端汽车和限量商品销量依旧强劲。然而，转到普通的菜市场和乡镇的小店，我们却看到大幅降价与促销的现象，这一切似乎构成了消费的两极。一方面，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数据显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48722亿元，同比增长了1.3%；而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上增长了2.7%。这一数据反映出，虽然许多人并不缺钱，但他们的消费态度却更加谨慎。

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提出的观点被广泛传播：由于高收入群体的有效征税难度较大，应该考虑优化高端消费供给，推动他们将财富转化为实际消费，以此助力内需的恢复。对此，不少网友表示疑惑，拉动内需是否只能依赖“促使富人消费”这一策略？李迅雷所指出的，正是当前内需复苏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为何“不敢征税”成为了讨论的出发点？

对此，我们需要从中国税收体系的深层问题入手分析。尽管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复杂的金融体系和国际贸易网络，但其经济中依然存在很大比例的非正规经济。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需要合理的政府支出，这就必须依赖一个广泛而坚实的税基来提供支持。美国作为与中国经济规模相近的国家，其联邦税收入约占GDP的17%，加上各地方和州的收入，整体接近25%。但与之相比，中国的税收显得十分不足。

中国的税收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无法对大多数人征税；二是能够征税的人找到了避税的途径；三是征收的税款并不能总是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目前，中国的地方政府资金主要来源于向企业征税和出售土地租赁权，与大多数成熟经济体中地方政府通过财产税和上级政府资金相结合的方式截然不同。

地方政府往往需要通过出售土地来获取资金，这也导致了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急于竞争，进而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此外，由于政府不允许地方政府直接发行债券，他们只能通过建立融资平台，将国有资产作为抵押获得贷款，从而来资助基础项目，这也将政府债务推向私营部门。

近年来，疫情导致的封锁措施大大切断了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渠道，房地产市场信心的动摇使得地方政府租赁土地的收入锐减。尽管中国有从3%到45%不等的累进所得税，但大多数人仍在非正规经济中工作，收入多以现金或微信转账的形式存在。因此，真正需要缴税的多是中产阶级，他们在负担税收时几乎无处可藏。

在内需复苏的进程中，李迅雷透过税收的优化，希望引导富人利用存量财富促进消费，以对抗当前内需的困境。